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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柬埔寨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
Updated on: May 31, 2022, 3:54 p.m.
Published on: December 1, 2020, 8:57 a.m.

为什么柬埔寨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


 

名词解释:中国学(Sinology 或者 China Studies),是一系列研究中国的学问,以前也叫汉学,包括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儒释道等等中国的五花八门三教九流,所以,我觉得还是叫中国学比较妥帖。这门学问里人才辈出,耳熟能详的以前有李约瑟、费正清等大咖,现在少有那个级别的了。

 

△费正清教授

 

今天还健在的几位如傅高义、黎安友基本集中在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简直是中国以外最能研究中国的地方,里面大师云集,每人都说着流利的美国腔中文,取的中文名字一个比一个更中国。

 

我认为,他们今天的咖位不如李约瑟教授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研究得不深,而是因为李教授当年入行时这个学问还是个冷门,中国人自己也没掌握科学方法来研究,所以他一骑绝尘。

 

比如今天的黎安友教授,对中国的研究已经到煤矿领域了,还写了专著,去年接受采访一针见血指出川大统领是纸老虎(注:纸老虎这词儿真心是毛主席发明用来论帝国主义的,黎教授学以致用),他再当选就是中国的福音。以黎教授这种认识,我觉得他是真懂中国。

 

△中国学火了后各大学争相研究

 

好了,开始正文。

 

要论证我的标题的正确性,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中国三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检查一下今天的柬埔寨是否具备三十年前中国的条件。如果我贸然说三十年前中国是如何个样子,不仅篇幅冗长,且没有公信力。于是我让别人来说一下。

 

2012年一位名叫Christopher Mcnally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发表于《世界政治》上的一篇论文总结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世界政治》由普林斯顿国际与地域学学院主持,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每个季度发一刊,是地域学领域排名相当靠前的期刊,也就是说要是谁在这本刊上能连发三四篇,那么他在世界一流大学都能博士毕业了。如果发不了,那就只能像比尔盖茨一样,先退学去赚很多钱,终于有一天学校忍不住了,给个荣誉博士。

 

这篇论文在研究中国学的学术界具备一定地位,受到了同领域广大同仁们的认可,八年以来,被引用率极高。于是我们姑且认为它是总结得相当有道理的。它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具备以下三大重要特点:

自下而上的关系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接受全球化的影响

 

1、自下而上的关系

 

你如果去读当代中国学的论文,你会发现老外学者们最痴迷的一个词是“关系”,对于老外们而言,这个词就是玄学。

 

自从中国学成为显学之后,出了一些神现象,文化领域有“太极”、“气”、医学有“阴阳”、山水画有“意境”、建筑学有“风水”,老外们不一定真懂,但又觉得高级得不得了,以至于在论文里他们并不翻译出来,直接写个Taiji, Fengshui,新来的学弟学妹们被唬的一愣一愣的,以为这下完蛋了,中国学搞到深处都是玄学,无法用英文解释,就像“禅”一样,只意会之,不能言传。

 

而在社会学领域呢,这个词就是“关系”。论文里一开始聊得好好的,门儿清,关键时刻画风一转,开始谈“关系”,说关系左右了这个,关系左右了那个,你没真正融入过中国生活,说了你也不懂,俨然自己在中国生活过就很懂了的架势。

 

事实上这一论点里说的关系,是指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并无经验,历史上工商业者也未与政府交往过,于是出现了企业家通过与地方官员沟通建立一定的交情,从而获得相互信任。

 

这种人情味,是西方世界很难理解,尤其很难与政府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种“关系”纽带的存在,在今天仍然发挥着相当作用,而在刚开放经济时,特别对于海外华人华侨回乡投资,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一直有着格外积极的影响,从康梁变法、中山先生革命,到抗战,再到改革开放,他们都出了大力气。中国经济腾飞不外乎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为关键,这两件事里,海外华人都是最初的全力参与者,后来才有非华人外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入。

 

这一特点,柬埔寨应该是太具备了。柬埔寨是一个人情社会,家庭、亲戚观念浓厚,面子大于里子,有时甚至到了公私不分的程度。我反而认为,柬埔寨的关系不是不足,却是太足了,变得让人怀疑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

 

2、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升迁与地方经济表现直接相关。地方官员在巨大业绩压力下,邻省、邻市、邻县间都产生相互竞争,争夺外资、政策、产业特色。于是从上往下看虽然全国一家亲,但平级横着看都斗得不可开交,以前为了争夺外资与外贸,现在为了争夺高端产业中心地位。

 

江苏与浙江恨不得把对方摁在地上摩擦,宁波与温州又绞尽脑汁抢着出头。总之没有任何地方政府能够在任何时间点说我先歇歇,享受几天太平日子。

 

欧阳修当年任滁州太守时那样领着一帮官僚在山上喝酒吟诗还敢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看把自己能的,放在今日之中国,早已经被安徽省纪委约谈二十回了,就因为他那会儿没有今天这么高压的政绩考核风气。

 

近三十年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又有极大的主动性和决策权,重压之下,都变得越来越开放。地方官员想出头,胆子大、责任大,为了业务,比企业家还拼命,因此出现了一种官员领着地方企业发展的奇怪现象。这是世界多数国家发展道路中未曾见过之场面,一时传为国际奇谈。

 

古典经济学认为,政府能够为企业家提供一个不扯后腿的发展环境就烧高香了。长久以来,各国发展史被总结出来两条道路,一条叫做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y),以英美为代表,经济有了问题通过市场因素(比如价格、供需)来调节;另一条叫做协同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以北欧德国日本为代表,经济有了问题也会通过非市场因素(比如政府、社会团体)来协调。但谁也没有想过政府主导也能行。

 

 

我个人认为,这个政府强力主导,扶住上马还抽一鞭子的搞法,是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之发展看不懂、不接受、嘲讽甚至到仇视的根本原因。我从上学时到今天,在不同的国家参加过一些论坛,也听过一些讲座。我发现传统发达国家的主要心情是,他骨子里信仰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对自有系统迷之自信,能接受的最大限度就是北欧日本。

 

你另起炉灶搞一套办法,搞不成功他笑话你(苏联、朝鲜、古巴),万一搞出点成绩,他恼羞成怒,又不听我解释,年岁已高不爱学习,不想去研究中国这套办法背后真正是怎么回事,粗鲁地以“列宁主义”胡乱一巴掌就要拍死。其中之傲慢与偏见,令人望之扼腕。实则目光何其短,心胸何其狭窄矣。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西方各国,批评我们的人们,像说相声一样过瘾,观众也起哄;我却也见过一些亲华派,多数跟中国渊源很深,研究学习过,心中是怀着相当敬畏的。然而21世纪的世界,是推特抖音的世界,不学习是主旋律,当然是什么听着过瘾,就听什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20年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中国电影是胡歌主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因为,这才是他们看得懂的中国,看着也很过瘾。

 

 

上一部西方世界看得懂的中国电影叫做《大地》,剧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赛珍珠写的,这个,我上学时已经是21世纪,我的美国教授还把它祭出来给全班放了一遍。放完后,坦桑尼亚同学问我,你们家还把牛关在卧室隔壁吗?我回答说,呃,有时候也关在卫生间隔壁。说的是实情哈,我家长辈多年前有一匹马,的确关在茅房隔壁。

 

 

这些现象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让人去看懂、接受一件事情已然难如登天,说明这件事情的普世功能很低,被成功模仿的可能性渺茫。就柬埔寨的现状而言,政府是比较难主导经济发展的。

 

政府主导经济的前提是支柱产业坚持国有,高风险、高投入的重大工程、基建项目,由国有企业进入。柬埔寨土地私有,石油、电信、银行等产业亦都私有。市场经济自由度连英美看了都竖大拇指。且不论高铁、道桥这类造价天文数字的项目,单说中国能源企业在柬埔寨西部建的水电站,造价几乎都以亿美元计,成本回收期在20年以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万不能起作用的。

 

柬埔寨国有能源企业挤出一千万美元都费力的情况下,谁将为了一件20年后才有利益的事情去押上身家?您去邀请加华集团,LYP,还是皇家集团,不是为难人家吗?

 

要获得主导经济的话语权,政府恐怕得先进行土地革命,再打击垄断与寡头,对部分产业国有化。这几样,哪一样敢动真格,柬埔寨都有亡国的风险。况且这些东西,都是立国时就要考虑好的事情,现在都21世纪了,重新搞这套,不合适呀。

 

如果说土地与国有化在理论上还可行的话,柬埔寨的吏治是在理论上都已无法变得更疲软的一种状态。在未来几年内,地方官员是基本上不太可能以业绩考核定升迁的,因为当前国家机器的稳定完全依赖上下级私人纽带的忠诚。业绩是影响升迁较靠后的因素。我猜测,这种状态依赖于物质更充裕后更年轻一代官僚逐渐占据首都与地方岗位后将得到改善。所以,目前有可能是最疲软时期,未来只能变得更好一些。

 

3、接受全球化的影响

 

这一论点下主要讲了三个特征:出口主导型经济、以市场吸引外资获得资本与技术、外汇政策。前两个特征平淡无奇,亚洲的后发崛起国家基本都成功经历过。而中国的外汇政策是西方难以看懂的一套操作,一方面是汇率的非市场化,用来促进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是对外汇流出的管制。这都是与西方经济学里自由市场规律信仰严重相违背的神操作,然而中国坚持弄了30年似乎也还意犹未尽,老外们也望之兴叹。

 

论文的观点中还谈到作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时机问题,日本当年的时机最轻松,有比奶妈子还贴心罩着她成长的美国;韩国新加坡等也还不错,身处冷战时代,不同阵营都想拉拢,机会良多;

 

而中国准备好时已经2001年,区域格局稳定,资本主义世界又已经把规则设计得滴水不漏,新兴国家举步维艰。而中国仍然依靠庞大的生产力及政府强力主导,磕磕碰碰,竟然不仅挤进去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实现了工业化,今天成了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国。

 

这也是传统资本主义世界未能预料的,大家话没明说,但当初私底下都以为中国会成为又一个被洗劫盘剥的冤大头,像马来西亚那样。于是,帝国主义们是非常不适应,觉得我们不按剧本演,直到2020年的今天,杠上了,弄得不好还要用冷战那一套来解决。

 

 

柬埔寨今日,没有工业化,或者说没有工业,全球化参与感低,而且今天要以工业国身份进入全球化比2001年形势更悲观。

 

我的柬埔寨小伙伴最近准备买车,这辆看看,那辆摸摸。他看到六号公路的比亚迪专卖店,问这玩意儿哪儿来的,我说中国产的。他说行不行啊,我说好像还行,他说还是贵,我说主要是关税贵,他说你觉得柬埔寨自己能不能造汽车?于是,终究他们还是问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他的问题实质上是:柬埔寨要不要工业化。我认为不要。工业化对于苏联、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刚需,因为体量巨大,无依无靠。而体量小,一年也上不了一次国际头条的国家,如果今天都还没工业化,就别工业化了。找点儿自己独特擅长的领域,好好发展一下比什么都强。

 

柬埔寨的年轻一代,有着远远领先中国同时代人口的审美水平;喜欢持久永恒的高品质产品,不喜欢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塑料制品;更不喜欢拼多多;耐心而不暴躁,天生服务精神而没有戾气,悠哉游哉的闲适培养出了令人敬佩的创造精神;国土平坦肥沃,这些都是不适合工业化、却是中国不具备的优势。

 

我认为旅游业、现代农业将是柬埔寨的方向,如果运气更好一些,借助与中国的友谊,有可能将金边培养成整个区域与中国的交流中心,在贸易与金融上有所突破,则善莫大焉。但是商业环境的培养又涉及政府效率、吏治,这不是又绕回来了吗?

 

总结:

 

中国学是当今世界的显学,但柬埔寨学门可罗雀,没有什么文献可引,只是我个人观察之结论。柬埔寨的性格,我将之概括为自由、散漫,不热爱竞争,自由是褒义词,散漫也可作“浪漫”解,还是褒义词。这两个词也许能创造出美好的东西,但放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是万不能走中国之道路的。

 

我还认为,但凡要走中国道路有一个硬性条件与一个软性条件:硬性条件是土地公有制;软性条件是民族性格要热爱竞争。

 

怎么判断民族性格是否热爱竞争?我经过观察,发现了一个标志性现象: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看第一排的人和车如何反应,在红灯切换到绿灯那一刹那,如果第一排的人们如离弦的箭一般,一个都没落下,说明这是一个热爱竞争的民族;如果第一排的人们有的在出神、有的在看风景、有的已经跟旁边路人聊上了,绿灯已经三秒了才缓过神来,点火,那么说明这是一个自由浪漫的民族。

 

 

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许多国家,百试不爽。得出试验结果后,对你意义重大,从此你就知道了该以何种态度与心情期待那个国家。我还没有去过朝鲜,但我不用去也能想象,朝鲜应该是绿灯还没亮透乎,就已经都冲出去的一批人,所以朝鲜才是那个国家,只可惜金将军迟迟没能下得了决心。

 

相信到这里,我已经论证完成了我的题目。但需要说明的是,柬埔寨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并不代表她没有前途,而是我们不能以中国之轨迹来要求与推测她。如果因为她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就看不懂、不接受、嘲笑她,那么岂不是犯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看中国时同样的毛病?

 

亦并不能否定了柬埔寨也许是三十年前的马来西亚,或者三十年前的阿联酋呢?或者有柬埔寨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只是我们向中国推销柬埔寨时,再以三十年前的中国描绘她是万万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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